| 据媒体报道，由台湾地区兴起的“读经教育”，已流传到中国内地。目前，在北京、上海、长沙、广州、厦门等地，书店里的“四书五经”和相配套的VCD碟片出现了热卖现象，一些家长纷纷把年幼的孩子送进青少年宫“读经”班，给孩子灌输一些诸如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“经学”。儿童诵经工程发起人、台湾学者王财贵甚至在其著作中强调，儿童“读经”是提高语文水平、启发理性、开阔胸怀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教育方式。 其实，只要回望一下中国的教育史，就不难知道旧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“读经教育”。这种“经典惟上”成为教育的单一项目，不仅知识传播有限，而且让学生“食而不化”，不断耗费学生精力的同时也让其丧失学习的兴趣。因此，上世纪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成果之一，就是否定了单纯的“读经教育”，直至将其完全废止，取而代之的是参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而兴起的“新式教育”。新式教育也并非完全阻断文化的传承，表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还是强调了不可缺少的“经典训练”，即在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材里，选自于经典著作中的诗词歌赋和佳篇美文占了相当的比例。这也正好说明，在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化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文化断层与民族虚无主义的不良后果。当然，在历史的某些时期，教育系统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横加干涉，进而严重弱化乃至虚化教育中的“经典训练”现象也是存在的。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所爆发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在其持续的整整十年时间里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几乎见不到一篇与“经典训练”相关的古文和古诗词，以致大中学生普遍缺乏起码的古汉语知识，一旦面对古籍经书时只能睁大双眼而干着急。好在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，不同形式的成人教育方式，使他们有机会补上“经典训练”这一课。至于他们的后代，则有幸在中学教育阶段就得到应有的“经典训练”，走出校门之后，一般都能够阅读浅显的古文和古诗词。 “经典训练”最早是由著名学者、文学家朱自清首先提出来的。鉴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虽然解决了“读经教育”问题，但随之出现了一股脑儿反对“读经”，弃之如敝屣的走极端现象，朱自清便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发出了“中等以上教育必须进行经典训练”的呼吁，并说明“经典训练”不是恢复“读经教育”。恢复“读经教育”是开倒车，而“经典训练”是为了接通“文化脉络”，亦即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”。为了澄明这一理念，他还亲自撰写了通俗易懂的《经典常谈》一书，对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经典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。此书于上世纪40年代初出版后反响强烈。此后60余年间，仍然不断再版重印。 无可疑问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适度的“经典训练”，而非“读经教育”。即便是“经典训练”，也只是在初、高中以上的教育中适当进行。而在少儿中进行“读经教育”纯属多此一举，完全没有必要。毕竟少儿识字不多，理解能力有限，“读经”只会因噎废食和囫囵吞枣，不仅增加少儿的精神负担，甚至还有可能使少儿的身心受到压抑和摧残。 很显然，“读经教育”肯定是弊多利少，得少失多，因而绝对是不可取的。 ［此帖子已被 风中奇缘 在 2006-10-7 18:42:40 编辑过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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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6-10-1 18:17
发表于 2006-10-6 23:58
嗯嗯嗯
